案情分析：
 
      被告人：陳某，男，1975年出生，漢族。
      2013年2月中旬張某（同案犯）為獲得高額報酬，邀約其親戚王某（同案犯）一同，幫他人將毒品由緬甸運至中國云南省昆明市，2月16日，二人將毒品裝至編制袋內，偷渡入中國境內。2月20日，二人攜帶裝有毒品的編織袋乘客車前往昆明市與陳某（被告人）碰面，陳某（被告人）要求二人將毒品直接運輸至重慶，并承諾支付報酬3萬元。隨后，陳某（被告人）將預先購買好的昆明至重慶的汽車票，寫有下車地點的紙條和路費人民幣1000元交給二人。2月21日陳某（被告人）乘飛機抵達重慶，陳某（被告人）抵達重慶后，與二人聯系，但無人接聽，陳某（被告人）懷疑二人被警方抓獲，遂將聯系二人的手機卡扔掉。二人抵達重慶后，因多次與陳某（被告人）聯系未果，準備搭乘汽車返回云南省，正準備離開時，被民警抓獲歸案。警方在二人所攜帶的編制袋內，查獲含海洛因成分的毒品4178g，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毒品106g。
 
會見犯罪嫌疑人：
 
      陳某在拘留期間，委托智豪律師事務所律師作為其辯護人。主辦律師在接受委托后，在24小時內會見了陳某。了解案件詳情后，主辦律師將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所具備的權利告知了陳某。
 
      從接受委托到上訴期結束，主辦律師先后會見陳某14次，在會見陳某時，不僅對案件相關事實進行提問，還對陳某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給予了關懷。
 
      陳某在被逮捕期間，最放心不下的是其妻兒的生活狀況，主辦律師了解情況后，為了減輕陳某的心理負擔，在每次會見陳某時，都向陳某報送家人平安的消息。并且在會見完陳某后，親自到陳某家中，慰問其家屬，并轉達陳某對他們的關心與問候。
 
團隊討論：
 
      主辦律師在會見當事人后，仔細的分析了案件經過。在智豪團隊討論會議上，主辦律師將案件詳情向團隊進行了描述，并提出自己的辯護意見。團隊其他律師在此基礎上，提出相關的完善意見及新見解。如討論中有律師提出，根據案發當地情況，云南地區存在較多特情，本案是否存在特情引誘等情況。主辦律師對其他律師提出的意見作了詳細地記錄，并結合其他律師的意見，重新對案件進行了整理分析。
 
辯護方案：
 
      主辦律師在經過認真閱卷，團隊討論會議后，結合自身多年的辦案經驗，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辯護方案。針對團隊討論會提出的是否存在特情引誘等問題，由于律師無相應的調查權限，主辦律師只能通過審閱案件材料以查證，從律師所調取的案件材料看，無特情介入的情況。最終方案主要圍繞犯罪人的主觀惡性，人身危險性，以及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等方面進行。
 
      具體方案如下：1、陳某系從犯。陳某受“李軍”指使，受其雇傭運輸毒品，其在整個毒品販賣過程中，并不知道毒品的販賣情況，其僅起到的是輔助運輸的作用，所有其在此毒品犯罪中僅為起次要、輔助作用的從犯。雖然公安機關最終并沒有抓獲“李軍”，但已調查屬實的證據不能排除“李軍”存在的合理懷疑，根據有利于被告人原則，法官在對案件作出定罪量刑時，也應當將此情況考慮在內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決。2、具有坦白情節。被告人陳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刑，并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，根據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新增的規定，對于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從輕處罰。主辦律師提出，陳某在偵查階段的每次訊問中，都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偵查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其具有法定的從輕處罰的情節。3、陳某系初犯。初犯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。4、毒品純度低，且未流入社會。毒品犯罪雖然不以純度計算，但是其對人體和社會的危害程度顯然小于純度較高的。未流入社會，則無法在實際上對社會和他人造成危害。5、犯罪動機單純。陳某家庭困難，且還有兩歲小孩需要撫養，其迫于生計才走上犯罪道路，犯罪動機相對單純。6、具有悔罪表現。陳某在接受訊問過程中，多次表示其已經認識到錯誤，對不起自己的妻兒，這表明犯罪人悔罪態度良好，其人身危險性也相對較小。
 
辯護結果：
 
      在經過智豪律師的成功辯護后，法院最終采納了辯護人的大部分意見，以運輸毒品罪，判處陳某死刑，緩期二年執行。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辯護結果均表示認同，且未提出上訴。
      根據《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，走私、販賣、運輸、制造海洛因1000g以上，即可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、無期徒刑或者死刑。而在司法實踐中，通常也會將涉案毒品數達到1000g以上的被告人處以死刑立即執行。
 
當事人評論：
 
      主辦律師在會見陳某時，在審判前，陳某多次向律師提到：“我覺得你們是很負責的”。在審判后，陳某也向主辦律師表示：“我很感謝你們的努力”。